用玻璃纤维“治理”沙漠
法治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存式样与生活方式，作为现实的人的生活的一种秩序追求与制度安排，也只能是基于真实的人性并且是人性的表现形式之一。
于是，与哲学一样，法哲学对公正这个根本的法理念或者法哲学的前提的基本内涵的寻求（批判性反思）就只能总是处于未完成状态之中，它就不能不一再地从事这同样的努力——但确切地说其所处理的或者说反思和批判的对象的实质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反思和批判的具体的方式也很可能发生改变。令人遗憾的是，伦理学理论尽管不是故意遗忘生活但却往往深陷于社会观点之中。
由于这种统一性解释所指向的是作为世界的统一性抽象的‘终极存在，因此，它对于思维主体来说，又有‘终极解释的意义。社会为自身着想主要表现为官僚系统化、秩序整一化、使生活模式化和时尚化。恰恰相反，社会必须服务于生活。而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思路在法哲学看来恰恰是封闭了真实的人的理想的法律生活的丰富多彩的可能性，是人失去了选择理想的法律生活的可能性，最终也就把人的法律生活变得极其单调，甚至法律生活变成了外在于人的对人的生活的束缚、控制，也就是说这种所谓的法律生活在根本上就是反人的。三、法律生活的价值改造 当法律的理论的努力停留在获得具有价值意味的应该（ought to be）的命题陈述上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在知识论的意义上终结了理论，它所展示的也就是等待法律的实践加以运用的唯一的、也是最权威的法律真理。
生活无须以高于人的目的为目的，这并不意味着生活的意义会成为困惑。具体说来，哲学的‘存在论或‘本体论，它所追寻的‘存在，并不是各种具体事物的存在，而是总体性的存在或存在的总体性即‘存在本身。通过二分技术或二叉树形图方法，人们就可以找到一种从一般推导出特殊的简明、清晰和图式化的阐释。
[159] 不过，从后世（特别是现代）的观点看，至少在形式上，优士丁尼《国法大全》根本不是一部自成体系的法典，而仅仅是有些不够协调统一的法书（law-books），比如，《学说汇纂》虽然是百科全书式的编纂，但却属于个案性的形式，解决孤立的个案问题。有关决疑术的技术和法律决疑术，参见舒国滢：决疑术：方法、渊源与盛衰，《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5~21页。[64]同上，Gerd Kleinheyer， Jan Schroder书，第457页（中译见同上，（德]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书，第465页），个别译文根据德文本予以校改。长期以来，汉语学界未曾整体地研究人文主义法学的学术源流、方法论和知识谱系。
[176]参见前注[47]，Jan Schroder书，第84页。前注[126]，[美]梯利书，第258页。
同时，他们也开始在法律上倡导本国化的人文主义，研究、整理、出版本国的地方习惯法，试图对成文的习惯法予以评注，从中引申出一般的原则，而且在新的法学方法论和逻辑技术的支持下，从事对罗马法素材的重新系统整理和近代私法体系的构建工作，为成就近现代法典编纂的伟业奠定了基础。其于1543年出版《亚里士多德论辩术批判》（Aristotelicae Animadversiones， 1543），反对当时流行的亚里士多德一经院派的辩证法[尤其是中世纪通行的旧逻辑（Logica vetus，古逻辑）]的人为性质，指责这种人为逻辑（artificial logic）对于发现新的真理毫无用处，认为人们需要一种反映人类实际思维过程的自然逻辑学[natural logic，即日常言说中的隐含逻辑（The implicit logic of daily speech）]，需要发现和判断的技能。[74]从此，以莱顿大学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优雅法学或法律人文主义的拥护者构成的法学家群体，他们在16世纪末、17世纪上半叶开始崭露头角，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上半叶，其活动达到高潮。[80]参见前注[23]，Mauro Cappelletti， John Henry Merryman， Joseph M. Perillo书，第36页。
[53]此书被德国19世纪法学史家罗德里希·冯·施廷琴（Roderichvon Stintzing， 1825~1883）誉为带有语言学一古典学渊博知识之注释的典范。总之，人文主义法学家们相信，法律应当能够以像其他科学学科一样的方式，特别是通过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理的形式来加以表达。[140]1516年，尼德兰法学家尼克劳斯·埃弗拉杜斯（Nicolaus Everardus， 1462~1532）出版《有关法律论题之论题学》（Topicorum seu locorum legalium opus de inventione et argumentatione，1516），其中讨论了与法律有关的100个论题，1581年其殁后再版时，所讨论的论题增加到130/131个。[106]参见前注[6]，Franz Wicacker书，第141、142页（中文译文，见前注[6]，[德]弗朗茨·维亚克尔书，第119页）。
[139]据认为，近代第一本法律论题学（Topica Legalia）著作是波伦亚法学家彼得·安德列亚斯·伽玛鲁斯（Petrus Andreas Gammarus，也写作Gambaro， 1480~1528）撰写的，这就是1507年出版《法律辩证法》（Dialectica legalis）一书，全书共3卷，前两卷系有关论辩的一般阐释，加上一些法律的例子，第3卷讨论共相、谓词和谬误推理诸主题。Ernst Andersen， The Renaissance of Legal Science after the Middle Ages， Junstforbundets Forlag， Copenhagen， 1974，pp. 30~31. [14]《君士坦丁圣赐》是中世纪教皇对世俗政权提出政治上的要求的文献依据。
[191]Vgl. Petrus Gregorius Tholosanus， Syntagma iuris vniversi atque legum peneoinniumgentium，etrerumpublicarum praecipuarum， in tres partes digestum， Apud Antonium Gryphium， 1582. [192]参见前注[12]，Peter Raisch书，第49页。当然，在人文主义法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最为著名的法学家是雅克·居亚斯，他被称为最杰出的人文主义文本批评家（the greatest humanist textual critic），1520年出生于法国的图卢兹，1555年接替弗朗索瓦·博杜安，担任布尔日大学教授，系阿尔恰托开创的法国布尔日人文主义法学派的代表和领袖人物。
[111]参见前注[2]，Martin Loughlin书，第53页。前注[12]，Peter Raisch书，第44页。[3]同上，陈小川等编著书，第53~65页。[138] 拉米斯学说形成之前（即16世纪中叶之前），鲁道夫·阿格里科拉所接引的亚里士多德一西塞罗一脉的论题学就在法学界产生反响，先后出现了丰富的法律论题学文献（juristische Topik-Literatur）。[119]前注[23]，Mauro Cappelletti， John Henry Merryman， Joseph M. Perillo书，第38页。[165]前注[6]，Franz Wieacker书，第92页（中文译文，见前注[6]，[德]弗朗茨·维亚克尔书，第74页）。
[118]See Donald R. Kelley，Gains Noster: Substructures of Western Social Though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4， No. 3 （Jun.，1979）， p.634.。在弗朗西斯科·托雷利致读者的序言中，我们看到，托雷利父子后来直接接触到美第奇一洛伦佐图书馆里的各种非常古老的手抄本和各种古代的碑铭，特别是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约56至约120）的《编年史》前5卷，并依此编校《学说汇纂》。
[56]但由于受人文主义熏陶，他并不满足于评注法学的注释，甚至对巴尔多鲁学派的传统径路（即偏向实用法学的意大利方式）提出批判，认为法学研究必须借重文法学、历史学和古代文献的知识，对素材进行自由的探讨，因而尝试利用其丰富的意大利文和希腊文的语言知识以及深厚的古代文化功底，将法律与人文研究结合起来，从历史和法学的角度重构罗马的政治法律制度，校勘罗马法文献，部分地复原罗马法律渊源的原貌。布尔日能够成为高卢（法国）方式的中心，主要得益于居亚斯，而且法国人文主义法学正是在居亚斯时期达到鼎盛。
[73]他作为加尔文教徒在1572年圣巴托罗缪之夜遇到生命危险，在学生的帮助下，先是逃到瑞士日内瓦，1573年到德国海德堡大学担任教授并任校长，1579年接受荷兰当局邀请，到莱顿大学任教，直到1587年，他的渊博知识使其成为莱顿大学的显赫人物之一，给该地传播了人文主义法学的火种。（中译参见前注[34]，[德]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书，第3、166页）。
前注[4]，[英]梅特兰等书，第 118页。[95]法国法学家布瓦耶的尼古拉斯（Nicolas de Bohier，也写作Boyer， 1469~1539）于1512年出版《伦巴第法典》（Leges longobardorum seu Capitulare divi acsacratissimi Caroli Magni imperatoris， 1512）。[162]Sebastian Derrer， Iurisprudentiae liber primus:instar disciplinae institutus et axiomatibus magna ex parte conscriptus， Lugduni， 1540.引自前注[66]，[葡]叶士朋书，第136页。同上，Gerd Kleinheyer， Jan Schroder书，第104~105页（中译见同上，[德]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书，第109~110页）。
如上所述，在此方面，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法国的法学家弗朗索瓦·霍特曼。[78]参见前注[18]，R. C. van Caenegern书，第58页。
关键词：人文主义法学。[188]前注[47]，Jan Schroder书，第85页。
[134]他主张，在这个过程中应当使用细致深人的二分技术或二叉树形图（binary trees）方法[即：由一个上位概念（Oberbegriff）推导出对立的两个下位概念（Unterbegriff），然后分别对这两个下位概念再细分出各自对立的下位概念，这样不断地进行二分，就可以得到一个连通的无环状的逻辑树形图]作为组织知识的方式，[135]因为从概念上看，任何一个属概念均存在某种对立的种概念，比如真（verum）与假（falsum），肯定（affirmatio）与否定（ negatio ）等。[120]或许是受人文主义复古之风的影响，古希腊一罗马时期的修辞学和辩证法技术，尤其是作为论证方法的论题学（意大利注释法学和评注法学均或多或少利用过这种论证方法）、方法（methodica）、古代的科学思维方式，不仅受到其他人文学者的重视，而且也受到人文主义法学家们的青睐，因而在16世纪出现了一类所谓论题学文献（Die Topik-Literatur） .[121]我把这种现象称为论题学技术的回光返照。
[93]其中主要包括：法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让·迪·梯莱特（Jean du Tillet，拉丁文写作Tillius，?~1570）于1550~1551年间编辑出版的《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勃艮第法典》（Lex Burgundionum）、《萨利克法典》（Lex Salica）、《利普里安法典》（Lex Ripuaria）、《萨克逊法典》（Lex Saxonum）。于是，概念分析方法（die dihairetische Methode），尤其是拉米斯主义逻辑逐渐在法学上得到重视并予以应用，即，法学家开始尝试以概念的属种划分来构建整个法的体系。有关该树形图，参见前注[12]， Peter Raisch书，第62页。[103]参见前注[34]，Gerd Kleinheyer， Jan Schroder书，第46页（中译见前注[34]，[德]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书，第49页）。
相应地，人文主义法学的第三阶段也被视为荷兰法律人文主义时代（The age of Dutch legal humanism）。[24]16世纪初期的德国学者格雷哥尔·哈罗安德尔（Gregor Haloander，拉丁文写作Gregoire Metz alias Haloander， 1501~1531）于1525年赴意大利专程研究优士丁尼《国法大全》，部分地利用波利齐亚诺和吕奇·博洛尼尼的校勘注释和希腊文的部分文本，[25]1529年在纽伦堡出版了一个《学说汇纂》的新文本[其标题为Digestorum seu Pandectarum libri quinquaginta ，后称为哈罗安德尔手抄本（littera Haloandrina）].但由于其去世亦早（1531年，哈罗安德尔死于一次牙科医疗事故，时年30岁），他出版的这个本子也并不令人满意。
在笔者看来，法律民族主义和法学的体系化建构这两个看似并不完全搭界的法学理论企图融为一股强劲的冲力，推动了后来世纪的法学家继续思考、探索，他们完成了由罗马法学到现代各国法学体系（尤其是民法理论体系）的过渡，继而成就了近现代法典编纂的伟业。在1547年出版的《辩证法基础》（Erotemata dialectices）中，他沿袭亚里士多德和波菲利的辩证法（逻辑学），在一种广义的亚里士多德框架内论述自己的辩证法学说[129]并指出，辩证法是（其他）技艺的技艺（ars artium）、（其他）科学的科学（scientia scientiarum），乃进入所有原理的方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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